2020年7月7日,高考首日,北京人大附中考点外,家长为孩子打气。(视觉中国/图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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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“妈妈焦虑的根源就是怕孩子不幸福。一旦没教育好,他的选择权利就会减少,就有阶层滑落的焦虑。我的学历挺好的、工作挺好的,如果孩子不如我,那他怎么会有幸福成功的人生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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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
南方周末实习生 徐爽
责任编辑 |邢人俨

儿子读小学四年级那年,安柏为他办了生日会,孩子家长各一桌,妈妈们一坐下来就开始大聊小学升初中的准备事宜。在一席充满了专有名词的饭桌上,安柏发现自己就像个外星人。

家长们的“黑话”把成功录取重点学校称为“上岸”。在北京,公认的教育中心在海淀,而海淀区最好的六所公立学校——人大附中、北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101中学、十一学校和首师大附中,统称为“海淀六小强”,这六所中学承包了海淀九成以上的高分段和清华北大录取名额。

家长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,以“六小强”为目标的妈妈,需要让孩子在10岁之前完成这些任务:1岁开始中英双语教学;3岁能看英文绘本、背100首古诗;4岁,学乐理、钢琴、画画;6岁上区里最好的小学;8岁看完《西游记》《论语》,绘画拿到全国奖;9岁钢琴过十级,运动拿到市级比赛名次;10岁奥数比赛一等奖,拿到PET(剑桥英语考试二级)证书。

安柏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“上岸”的难度。儿子读的是区重点小学,奥数比赛拿过二等奖,后来她才知道这些作用不大,很多学校没有公开选拔,想录取只能通过提前招收的培训班。

这类公立学校自办或和社会培训机构合办的培训班叫“坑班”,从中选拔优秀的小学生,需要至少提前一年“入坑”。进入名校的路径是这样的:先考进培训机构推出的辅导班,辅导后50%的人能获得坑班考位,20%的人能考进坑班,坑班里20%的人考取牛校。安柏算了一笔,最终只有2%的孩子能考进牛校。

安柏的后知后觉导致儿子很晚都没有“上岸”,身边的同学朋友里只剩下他一个。她看见儿子在日记里写自己的沮丧和压力。“家长可以对孩子期望值调低,就是怕孩子自己不会那么‘佛系’,小孩好像天生都有挑战欲,其实挺爱互相比较的,这种东西我就没法控制的。”安柏说。

如果遇到孩子不愿上进,有些家长会主动“鸡娃”——通过给孩子打“鸡血”,把学习任务满满当当安排好,敦促孩子努力。安柏观察,“现在‘鸡娃’的风气越来越重了,顺其自然的结果很不可控,但是‘鸡娃’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”。

安柏把这段经历写成《上岸》一书,记录了一位海淀妈妈带领儿子闯关重点学校的紧张过程。就像描写纽约上东区母亲的书籍《我是个妈妈,我需要铂金包》里写到:“全世界妈妈的焦虑都是一样的,从曼哈顿到迈阿密到马里,妈妈们都在被同样的恐惧、不安和欲望牢牢控制。”

北大附中的老师唐倩茹接触过很多海淀妈妈,有些家长从孩子小学时就开始焦虑,比如孩子幼儿园没有学英语,到小学发现其他孩子早已提前学完,追悔莫及。唐倩茹有两个孩子,成为母亲前都以为自己可以风轻云淡,“很打脸知道吗?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你活到一定程度肯定就受不了。”

和上东区妈妈不一样,海淀妈妈不讲求精致,她们不化妆、穿平底鞋,只为方便接送孩子上下补习班。“海淀妈妈比的不是铂金包,或者你要穿什么名牌、住什么房子这些物质上的东西。”安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其实大家比较的、在乎的还是孩子的成绩和学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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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生所有的精力投入在孩子上了”

刘潇的丈夫是人民大学的老师,得益于教职工子女入读附属学校的政策,儿子顺利进入了人大附小。儿子从幼儿园就展现了足球天赋,小学开始打比赛,从那时起,不论刮风雨雪,只要儿子有比赛,刘潇和丈夫一场都没有缺席过。他们专门带儿子去西班牙看了皇家马德里的比赛,C罗和梅西都在,连看了三场球,让他感受足球的氛围。

他们为儿子找私人教练,每周都要训练。疫情期间户外场地不开,刘潇和丈夫就自己找公园,带儿子偷偷地练,被人赶走后又重新找地方。

“这种东西真的就是靠时间,靠你付出的时间、精力,把孩子共同打造成所谓的那一波最好的孩子。真的,我观察到别人家也是一样,你要在哪个地方做的很出色,必须是家长要沉浸在这里面陪着他去做。”刘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刘潇认识人民大学某学院院长的夫人,她的孩子从小就跳级上课,初中已经学完了高中课程,几乎拿到了美国所有顶尖学校的offer,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。刘潇很佩服这位母亲,“她就是把人生所有的精力投入在这个孩子上了,一坐到办公室就开始看孩子的试卷,80%多的时间全部都是在孩子那儿,也得到了结果。她觉得她的乐趣和成就感就在这一块。”

安柏的一位女友,自从有了孩子,买衣服从奢侈品降为快时尚品牌,“变得神经质般节俭的同时,给孩子花钱却异常强悍,拦都拦不住”。奶粉一定要澳大利亚进口,一套绘本花上万元,钢琴要买意大利原装的C.BEAR。另一位朋友五年没有添置新衣,给孩子随手报名了国外大学的“天才营”考试,3周4200美元,还感叹真便宜。

安柏给别人家上辅导班的孩子算账,发现读个小学就要100万。她有朋友抱怨,“养个小孩真不容易,一年上的补习班,够我买10个爱马仕包了,还是铂金包。”

“对家长的考验是这样,你要么就花钱找好老师,如果不想花太多钱,你就要自己花精力,反正你总要选一个。”安柏选择花精力,理工科出身的丈夫为给孩子辅导数学,随身带着数学练习册,开会间隙拿出来做题;安柏则报名了雅思网课,花三个月时间每天学英语,自己考到了7.5的高分。她感慨为了孩子,中年人也重新激发了学习热情。

安柏就职于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,孩子开始准备小升初,加上家里长辈生病住院,她决心辞职,成为全职妈妈。她认为在工作里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,没找到特别的价值感,“但是对于我们家庭来说,我是很重要的,是不可或缺的”。

她认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导致家长更容易把精力投入在孩子身上。“西方人的观念比较突出自我,中国人向来就很重视子嗣,你就是再成功,家里有很多房子、财产,结果还是给孩子,最后大家重心会放在后代上。”

刘潇一直觉得自己不算焦虑,但如果孩子成绩掉到班里十名之后,她还是会生气,“你就会忍不住要吼,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吼的妈妈,但还是会吼”。

“焦虑是很难去化解和减少的,整个社会环境就是推着你往上,你没有办法,大家不会对每个职业都有敬畏心,实际上还是会有圈层。”刘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对成功的定义,多多少少肯定还是有些表面的。小孩自己都会说,谁家的房子好大、谁爸爸开的车挺好,他会觉得原来这个人的爸爸妈妈是有能力的,这种定义是始终在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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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旦没教育好,就有阶层滑落的焦虑”

唐倩茹教高中语文,她发现北京孩子和像她这样从外地考进来的一代人很不同,“外地孩子背水一战,可能终极一生都没有办法在北京立足,北京的考生相比于外地确实简单一些,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,人家就算考不好又怎样?当下快乐就够了。”她教过的很多孩子在高三之前都很贪玩。

在北大附中,北大教工子弟多,许多学生出身于高知家庭,父母更愿意让孩子自由生长、接受素质教育,“像这类学生,通常也不是以清北为目标的,更愿意出国,或是上分数稍微低一点的中外合作项目”。如果想留在北京,大部分考入北京某间大学就能满意,“最后你发现大家学校都还OK,说得过去。”

“高考不是全国比较,是省内比较,北京就是跟北京的孩子比。有些省本身没有特别好的教育资源,很多县中反而比城市里要学得好,像衡水中学这种模式,实际上就是花得精力越多,才读得越好,你不要想别的,就在那读书。”安柏分析,北京家长虽然看上去紧迫,实际上和其他地区一比,根本不用焦虑。

但对于海淀妈妈来说,让孩子在大城市立足并不是他们的目标。“孩子其实不用上班了,家里有个几套房子,收收房租也行,但这不是我们想给孩子的人生,我们不是让孩子衣食无忧就解决问题了,也希望他能有一定的成就感,在事业上有一点成绩。”安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相当于受到更好的教育,他自己的格局、人生观也会得到提升。”

刘潇毕业于中山大学,丈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他们常对孩子开玩笑,“你不能跟你爸一样考人大”。丈夫曾有离开人大去其他地方工作的机会,但考虑到孩子接受教育的优惠,选择留在了学校。刘潇承认家庭为孩子提供了资源,“这也算是我们人生规划当中的一部分了,实际上是默默地牺牲或者铺垫。”

海淀爸爸姚宗元和妻子都是在普通的工薪家庭中长大,高考考入了北京。儿子读的是人大附中三高足球基地班,正在备战全运会,比好了可能得到保送清华北大的机会。但他鼓励儿子不要去清华北大,接受自己当年的教训,要有更高的眼界,“你想去美国上大学,想去斯坦福,好处是你的导师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,无论学什么专业,你见的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名人,记住了吗?你去听他的课,受他的影响,潜移默化。”

如果要描述海淀妈妈集体画像,安柏认为以高知家庭和“考一代”居多。安柏1990年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,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硕士,那个年代大学生是稀缺资源,她认为当时的教育是粗放型、野蛮生长,现在则是“精耕细作”。

“我们觉得接受教育还是能改变命运,就会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,相信努力可以获得成功,这个逻辑是比较传统的思想。我们是这样一群人,相对其他的东西,觉得读书还是比较重要,放在优先的级别。”安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她听说过统计学里的“均值回归”:不管是外表、身高、运动能力还是学业水平,父辈的水平高,他们孩子的成就即使比常人高一些,和父辈还是相去甚远。“每个父母心里都会有暗戳戳的想法,希望子女超过自己,但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北大的,孩子再超过自己是不可能的,因为他去哈佛、去牛津也就这样,顶尖再往顶尖去是很难的。”安柏发现,“但如果一对父母连大学都没读过,那孩子读个一本或是上211的几率还是挺大的。”

她对儿子的期望是考上985高校,但清楚现实是残酷的,光凭分数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少之又少,“像我们这样的孩子,其实吃不了这个苦,从早到晚都要拼命地读,得像衡水中学这种方法才行,一分一分地抠,很多东西都要冲着满分去考。”

安柏最近读了《我的二本学生》这本书,再次意识到“二本和985真的没法比”。如今遍地大学生,很多公司只招985、211毕业生,“你如果从好学校毕业,你的选择范围是巨大的,但如果是很普通的学校,你就得等人家来挑你,(学校)就相当于是敲门砖”。

天才小神童的新闻层出不穷,安柏感觉整个环境越来越“鸡血”了。“妈妈焦虑的根源就是怕孩子不幸福。一旦没教育好,他的选择权利就会减少,就有阶层滑落的焦虑。我的学历挺好的、工作挺好的,如果孩子不如我,那他怎么会有幸福成功的人生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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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家长当然希望孩子是天才”

姚宗元有三个孩子,给大女儿的规划一直是申请美国的大学。高一时班主任问她晚上几点睡觉,她说九点睡,早上自然醒。班主任大为震惊,“都到高中了还睡到自然醒?晚上九点多钟就上床了?人家都搞到十一二点!”

2020年疫情爆发,妻子不同意女儿出国,女儿只好回到户口所在地福建参加高考,妻子在厦门陪读了一年。第一次参加模拟考试,女儿在全班50人里排名倒数,连考上大学都困难。“因为那边的孩子都是通过高考才能改变人生,他们早早地把目标就定在那了。”姚宗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但他相信,他们的学习能力或者见识跟女儿比,还是有差距的。

很多海淀家长从小学开始就给孩子定目标,姚宗元和妻子反思,他们对女儿学习的要求不够,导致她变得放松。“后来我跟我女儿说,你付出得不够,考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,也没什么丢脸的,你没给我丢脸,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。”最终,女儿通过艺考被华侨大学录取。

姚宗元和妻子决定总结教训,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。他们从小对儿子和女儿的要求就不同,“我跟女儿说的是,你干你愿意的任何事情都行,我跟你妈支持你,将来什么东西都留给你”。但儿子不同——“儿子干任何事情都是第一名,他就追求第一,他付出的比别人多,他就比别人强。”

儿子小学起就保持在年段第一名,中学入读足球特长班,不久前获得了全国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冠军。姚宗元从小对儿子说,“你作为男子汉,将来肯定要撑起一片天,如果姐姐需要你帮助的时候,你很差,你还需要姐姐来帮助,那你这个人生,你说你过得精彩吗?”

家长以孩子为傲的心态,安柏有深切体会。“孩子真的从一开始啥都不懂,话也不会说、路也不会走,突然一下子这个也会、那个也会,感觉就是一个天才。”但随着孩子长大,成绩排名越来越差,会逐渐意识到孩子的普通,“家长当然希望孩子是天才,但这也是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。”

对于一些家长来说,人生的一大难关是接受自己的平凡,有了孩子之后,这个课题变成接受孩子平凡。“每个人都有对优秀的渴求,总要不甘心地去试一试,可能东试西试的就发现自己还真是挺平凡的。”安柏说,“从概率上来讲,大部分人肯定是平凡的,但是你能不能在平凡中做一个更好的自己?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采访中,几乎每位家长都说自己能够接受孩子平凡,但还是在言谈间对孩子寄予厚望。刘潇的说法是,“平凡没什么不好的,但这个平凡如果是他自己该有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,比较消极的平凡,我是不太接受的。”

对姚宗元来说,孩子的前途就是要考好大学,“不是说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前途,但在中国的这种竞争和选才体制里,你连大学都考不上,那叫什么前途?”

安柏见过最优秀的孩子是一位北大同学的孩子,在剑桥大学读书,思路宽广、与人交往非常得体,“一看教养很好,见识又广博,而且有兴趣爱好,自己有目标,都很有想法。”

唐倩茹当老师这几年里,印象最深的学生是一个女孩,她的成绩不拔尖,但参加了各种创新科技大赛,最后被纽约大学在国内的合作学校录取。“确切地说,没有最优秀,只有最好的自己,不要跟别人比,你能获得幸福就很好,很成功了。”

经历了孩子“上岸”的残酷战役后,安柏发现,好的教育不应该让人越活越窄。“越活越窄就是你觉得没路了,就剩一个独木桥了,比如只能上名校这一条路。”她总结,“生命本来很辽阔,只有看到更广阔的天地,才能拥有更多人生可能性。”

(应受访者要求,刘潇为化名)






2020年,历史扑面而来,现实的戏剧性令任何大片都显得苍白。你我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观众,而是被推入其中的主角。在新一年开启之际,南方周末以“我在”为题,讲述历史洪流下的人物故事,也记录他们的担当与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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